[52]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党导法规既是保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规则，也是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规则。如果说党法是义务的道德，那么党德是愿望的道德。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都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有效的法律秩序必须以共同体的最低道德观念为前提。国家法律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律化。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邓小平同志同样没有说党内法规，而且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提出了法治上的治国必先治党思想。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党的关系涉及内部关系和对外领导关系，党的对外领导与党的对内治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规范党的对外领导的法规即党导法规，规范党的对内治理的法规即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的完善需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创新。[171]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须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8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结语 以上，本文从三个学理维度，即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呈现出来。公开是有效监督的前提，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习近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政治文明建设，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政治文明理论。
[72][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79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60]哲欣：《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浙江日报》2006年5月19日，第1版。[51]当然，由于政策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侧重指导的特点，而法律具有普遍性、统一性、连续性、稳定性、规范性等特点，二者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发生冲突。[88]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5页。[90]我们要加强文明对话、理念交流、文化互动。
[26]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2013年3月27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商鞅变法助秦统一六国，汉初变法促成文景之治，唐初变法成就贞观之治，这些改革都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有力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革新，确保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82]习近平：《关于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018年2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页。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依法治军的根本原则和绝对原则。
[46]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3页。[8]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第4页。
[183]幸福生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其另一种表达话语就是美好生活。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德才兼备的原则，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前述文化传承和文明互鉴的着眼点在于健全或完善，属于外在输入。[10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4版。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目标来部署、来展开，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这首要地表现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制定良法。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其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党的重大任务。[196]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基本理论是一门学科或知识领域中具有立柱架梁作用的理论。同时，数字科技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民主和法治统一于人民主体性的法理理念和以人民为主体的制度实践。只有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安全的实力基础，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胜利抵御外部极限施压和武力威胁。
良法善治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即法治建设为了人民、法治发展依靠人民、法治成果由人民共享，满足人民对法治的美好需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142]《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强调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前提和根基，发展权是生存权的高级形态，二者统一于发展、依存于发展。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需要宪法法律加以确认和维护，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和平理性、依法有序地进行。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不再那么重视宪法和法律，把法律作为办事的参考，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63]的论断。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人民只有在争得民主、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上升为宪法法律，才能够长期而稳定地实行法治，民主为法治确立了政治前提和政治环境。
习近平同志以精准练达的辩证思维，对这些关系作出了科学阐释，形成了法治关系论，创造性地发展了法治原理。[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现实依托和重要支撑。[165]汉代政论家、思想家王符说过：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世界上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政党，有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党组织。[164] 关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习近平同志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 理论，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抽象、演绎、推理、论证等逻辑方法加工而形成的概念化、命题化、系统化的理性判断和论述。[113]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4页。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